（一）敦煌的最早移民从何而来？
作为河西重镇，敦煌的兴衰变迁与河西走廊的命运紧密相连。
自古以来，河西走廊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。祁连山脉雪水融化形成的河流为河西走廊带来了生机，使诸多古代游牧部落在河西走廊生存、拉锯和交融。秦汉之交时期，分布于此的主要有月氏、乌孙和匈奴。
张骞凿空西域后，汉武帝移内地七十余万民众至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实边戍守。他们来自今天的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北等地区，所操方言既有中原“雅言”的底色，也混杂故土的俚语乡音。这次大迁徙，从根本上形塑了河西方言的地图。
▲汉代河西屯戍士兵之籍贯。（图片来源：张力仁著《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》）
而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结构——由石羊河、黑河、疏勒河三大水系滋养的串珠状绿洲——客观上将不同来源的移民群体分割、固定于相对独立的空间中，使得河西汉语自伊始便呈现出“方言群岛”的混杂分布态势。
随着丝绸之路商旅往来，胡汉杂处，语言也在碰撞中交融。至两汉时期，在敦煌地区，汉语已逐渐演变为一种区域性通用语。
（二）儒学传播成转折
西晋末年，一位儒士带领着弟子，携带大量经史典籍，从略阳郡（今甘肃秦安）一路西行。他们穿过武威，当走到张掖郡马蹄山下的临松薤谷时，终于停下脚步，决定扎根于此。
他就是西晋大儒郭荷。他们这一行，只是“永嘉之乱”后民众迁徙的一个缩影。此时，中原动荡，但河西走廊因地处偏远未受到太多冲击，成为士人天然的“避风港”。
来自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的大量人士迁徙至河西走廊，这其中，有很多潜心学术、钻研经典、有教无类的饱学之士，他们辅佐当权者大力推行儒学教化，促成了河西儒学的发达兴盛。
▲河西走廊“三凉并立”局势图。（图片来源：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）
史书记载，“敦煌五龙”索靖、氾衷、张甝、索紾、索永“俱诣太学，驰名海内”；前凉张轨“征九郡胄子五百人，立学校”；西凉李暠“兴立泮宫”；北凉沮渠蒙逊“博涉群史，颇晓天文”。这表明汉语已成为当时河西走廊社会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，部分少数民族精英已能熟练使用。
陈寅恪曾高度评价河西走廊对传承中华文化起到的作用，“惟此偏隅之地，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，经历东汉末、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，能不失坠，卒得辗转灌输，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，蔚然为独立之一源，继前启后，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。”
（三）移民往来促交融
隋唐盛世，随着丝绸之路繁盛，大量西域胡商沿交通线呈点状聚居。在这些小聚居区内，胡商们同时使用自己的母语和汉语。
安史之乱后，吐蕃入据河西，加之战乱导致人口锐减，使得敦煌几乎成为当时河西走廊仅存的汉语主要覆盖区。
此后，河西地区相继出现了归义军、回鹘、龙家、嗢末等多个并立政权，民族成分复杂，其语言自身当然也是“四方杂俎”。敦煌遗书描述当时“河西创复，犹杂蕃浑，言音不同”。
▲敦煌遗书中的回鹘文写本残卷（左）和古藏文写卷（右）。（图片来源：胡同庆、罗华庆著《解密敦煌》）
▲敦煌遗书中的粟特文书信（左）和于阗文《陀罗尼咒》（右）。（图片来源：李正宇著《敦煌古代硬笔书法》）
西夏统一河西后，曾同时推行党项语和汉语，一定程度上，对之前分散的“方言丛”进行了整合。
明朝时，嘉峪关内汉语盛行，关外则以蒙古语及各少数民族语言为主，但随着各族民众交往日趋频繁，语言也逐渐相通。《河西译语》这类用汉字为党项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注音的文献，便是语言接触与翻译实践的明证。
▲西夏简牍。（图片来源：薛仰敬著《陇右名物大观》）
最终奠定今日敦煌方言格局的，是清代规模空前、组织严密的大移民。清雍正年间，清政府从甘肃东部、中部及南部五十六州县，迁移二千四百余户民众至敦煌。这些移民多操秦陇方言，形成人数众多的“秦陇土语群”。
他们与敦煌居民的方言长期交融，最终产生了敦煌独特的“双语”现象：清代之前的居民和受其影响较深者，多讲带有河西特色的“河西话”；而清代移民后裔聚居区，则主要讲源自秦陇的方言。一条党河之隔，两种乡音，清晰标识出不同移民史的层次。
▲清代敦煌集团性移民空间分布图。（图片来源：道光《敦煌县志》）
千百年来，民族迁徙深刻塑造着语言格局，政权更迭伴随着语言的碰撞与层叠。在河西走廊的宏大历史中碰撞交融，“敦煌”不只是一个地理符号，更是一个生动的文化隐喻。藏经洞中粟特、吐蕃、回鹘等多民族文字的遗书，是丝路文明对话的实体档案。“河西话”与“河东话”的并存，则是历代移民屯戍留下的有声年轮。
▲甘肃敦煌莫高窟。（图片来源：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）
这些变迁，共同记录了敦煌作为“华戎所交一都会”的历史记忆，成为敦煌作为古代丝路文明交汇枢纽的生动见证。
（作者简介：姜馥蓉，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讲师）
（本文是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项目（项目号31920240015 ）、西北民族大学引进人才项目（项目号xbmuyjrc202220）阶段性研究成果。）